钱，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当下的户部其实并不算太难，户部尚书黄子澄，右侍郎卓敬等人还相对轻松。无他，朱元璋打下的底子还是值得肯定的，起码朝廷当下并不缺钱粮。

        想想也是，建文帝和朱棣打了四年仗，钱粮都跟得上，没道理自己搞点改革，就没钱了吧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光吃老底也不是个办法，只靠着朱元璋的制度运行下去，大明的国运依旧无法改变，施加给大明百姓的苦难，还是会出现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不是朱允炆希望看到的结果，所以，确定商人地位，改变朱元璋重农抑商的政策，大力发展工商业，将会成为朱允炆的必然选择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工商业的发展，一个前提便是物产丰富、人员流动自由。

        按照朱元璋设置的军、农、匠三籍，子子孙孙都需要干这一行。

        是农民，那一万年也是农民，是军户，就算你家死绝了，你也得找个人替你当兵，至于找的人是你侄子还是外甥，不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 户籍制度不改革，是无法推动商业改革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户籍制度的改革，还涉及到了土地改革，土地税制。

        一重重的问题，不是说给商人松绑，经济就能发展起来，市场就能繁荣，自己就能坐享税收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说到底，还是需要先解放劳动力啊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不解放农民，底层问题就不断出现；

        不解放农民，城里就没有剩余劳动力；

        不解放农民，商业就没办法发展起来……

        一环接一环的背后，便是土地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将目光投向了土地税制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明朝在农业税方面，主要是田赋。

        田赋采取的是两税制，即每年农历八月征收夏季税，秋收之后的第二个月再征收秋粮税。

        税率大致是总收成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明初，夏季税与秋粮税都用谷物缴付，即采取实物纳税的方式。收税时，大家车推肩扛的带着粮食去缴税，官府将收到的谷物，以各种方式解送南京。

        朝廷拿着这些谷物，来支付皇亲国戚、文武百官的俸禄和士兵的粮饷。

        发工资的时候，一品大员发几袋米，九品芝麻官领多少米，这都是有定额的，大家到时候拿着麻袋去领就行。

        明代初期官员的俸禄，基本单位往往不是钱的单位“两”，而是粮食单位“石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这种以粮食当工资的方式，也不是皇上抠门，而是就当时而言，谷物这东西是硬通货。

        说白点，你扛着谷物上街买菜买豆腐，人家是会卖给你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明代中后期，白银逐渐成为了硬通货，一些人可以不再缴纳谷物，而是折算为银两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这并没有形成统一制度，施行起来相当混杂。

        除了田赋之外，还有丁赋、差役。

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想要改变这一切，就必须改变农业税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大明初期，农业税占据中央财政的绝对大头，商业税基本上只能算零头，抹掉都不心疼的那种。

        想要改变农业税制，可不是说两句话便可以做到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 怎么改变？

        后世交公粮了几十年，支撑着城市工商业发展，后来城市反补农村，时机成熟，便取消了农业税，已经没这个税种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能取消农业税吗？

        敢取消吗？

        取消了之后整个大明的统治基础就丧失了，不灭亡才怪。

        可采取怎么样的方法来松绑农户？

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想起了大明最伟大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张居正，这个大明最牛的首辅，改革中施行的“一条鞭法”在后世历史书中，有着相当高的评价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个评价，拥有着一个鲜明的字眼：

        划时代！

        明代之后，清朝延续了一条鞭法，后来又发展为了摊丁入亩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召内阁大臣，户部尚书、侍郎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下定了决心，将“一条鞭法”提前一百八十三年，搬上历史舞台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条鞭法的核心，便是将各州县的田赋、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，合并征收银两，按亩折算缴纳。

        当一条鞭法摆放在内阁与户部尚书黄子澄、右侍郎卓敬面前时，众人半天都没说话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皇上，如此制度，似有玄机，颇为奥妙，然而，臣不建议施行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黄子澄思索许久，才谨慎地说道。

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也没想着让这些人一下子就接受，便问道：“说说你的看法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黄子澄直言道：“其一，采取一条鞭法，未必可适用于全国。江南地土沃饶，物产丰厚，若以此折算，自是轻松。可江北之地，土瘠少产者众，以此折算，是否偏颇？其二，一旦施行一条鞭法无法供应财政，另增徭役赋税，是否有害于民？”